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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解放战争前线

2016-03-23 09:09 来源: 未知  作者 admin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从峨嵋山跑下来,抢地盘,摘“桃子”。目的很清楚;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内战乌云,布满天空。为争取和平,阻止内战,我党尽了最大努力,毛主席还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极端仇视人民力量的阶级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所谓“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力量,迫我就范。他手里有数百万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美援”接济,有大半个中国的地盘,自恃消灭革命力量的“资本”,绰绰有余,决心不顾一切,掀起内战。“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调集重兵,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二七页)交出革命武装去当“官”,拿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坚决不能干。我们反对内战,力争和平,但蒋介石一定要打,那就对不起,只好武装自卫,;奉陪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决心,完全正确,下得及时,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党。在上党,在绥远,在邯郸,蒋介石的军队向我大举进犯,因为我党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坚决武装自卫,结果取得歼敌十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上党、绥远、邯郸三个战役,虽然还不是全面内战的开端,但证明党的路线和自卫方针的正确性,证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保卫革命果实,增强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信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那时出院不久,身体较虚弱,住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有次和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谈到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我说;看来要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主席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眼看形势紧张,内战将起,自己不能重返前线,为党尽一份力量,有时心里烦躁不安,着急得很1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经常看望,送点营养晶,劝我安心养病。我的生活亦较规律,早睡早起,除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的体力锻炼外,其余时间看书、看报、看文件,研究形势,思考问题,有时也拉拉胡琴,打打扑克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空有革命理想和热情,是不行的。重病一场,使我对这点体会尤深。为此,我尽力克制自己,与急躁情绪作斗争,静心养病。到一九四六年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自信恢复健康已为期不远了。

  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一百六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事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挈全党全军,积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就为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创造了条件。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北海沿岸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便于相互援应,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小块根据地孤立存在,遭敌众兵分割“围剿”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一百二十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二百余万,划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六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土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四个月里,即歼敌三十五个旅,近三十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两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十一月十八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前,以及黄杰同志,共二十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这是一批老弱妇孺病。徐老年逾花甲,王明,郑位三和我有病在身,剩下的就是警卫员和妇女、娃娃。组织上指定我当小队长,;负责途中的指挥和安全工作。夜间行车,凌晨抵绥德河东的一个村子,我担心敌机轰炸,叫大家赶快下车,搬行李,进窑洞。王明说:慢一点嘛,别急!我说:不行,要快,听指挥!果不然,我们刚进屋,敌机就来了。司机满机警的,开车就跑,转移目标。敌机俯冲扫射,子弹打穿了油箱。但大家未受损失,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在绥德住了二十多天,心里急得很。王前不愿住在这里,正巧彭德怀去榆林视察回来,路过绥德,她爬上彭总的车返延安去了。我和爱人黄杰商量,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支持去前方。我就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晋东南。我和黄杰同志是一九四六年五月结婚的。她是湖北江陵人,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学习过,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都了解她。

  中央复电同意我的要求,要我先到太行山休息,恢复健康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我和黄杰同志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告别徐老,王明等人,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和两匹马,向山西进发。数九寒天,北风似刀,气温达零下二十度左右。只有日当中天前后,显得暖和些。一路行进,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才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那里的部队派人护送我们乘船渡河,冒着小雪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前夕。贺龙同志得知我来,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热闹了一番。

  个把月后继续进发,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抵汾阳。陈赓同志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我们,还给我预备了副担架。从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冬日水浅,查玉升他们临时找了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夜幕中通过。忽然,背后远处响了一阵枪,查玉升很紧张,怕敌人发现我们,立即派人侦察。结果是敌人没弄清情况,乱放了一阵枪,我们才放了心。进入太岳山脉,翻绵山,就是介子推烧死的地方。山势陡险,盘山小路仅容单人单骑通行。快到山顶时,过—个拐弯,驮行李的牲口拐不过来,把我的书箱子翻到山沟里去了。据老乡说,那带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那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后悔莫及。下山更费劲,风刮得很大,“后悔沟”也多,只能小心谨慎,慢慢走。在一个山窝子里,住着几家人,我们休息了一下。抵山脚下马村,陈赓同志带了些人来接我们,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还是老样子,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永远是个乐天派。在安泽,陈赓向我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给我调来几个警卫员。

  二月中旬,我们到达长治市。长治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字形的街道,商业发达,市面繁荣。适逢春节,人来人往,鞭炮不停,显得格外热闹。我们住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据说原来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的房子。头天住下,第二天黄杰同志分娩,找人接生,忙活了一阵子。当地驻军系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尚未彻底改编,成份比较复杂,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高树勋来看过我,请我吃了顿饭,我对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说了些鼓励的话。本来,我们不想在长治久停,但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加上我一路过度疲劳,需要休息,便拖了下来。半个月后,敌机来轰炸,在我住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险些炸着我们。估计是高树勋部的特务捣鬼,给敌人送了情报。为安全计,我们搬到离城四十多里的村子里居住,直至四月间。这时,胡宗南已占领延安,但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却连战皆捷,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准备转入全面反攻。

  六月上旬,我到太行山区,住河北省武安冶陶,见到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十三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我与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军、解放山西的任务。那时,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拟率主力部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他们住在邯郸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后勤等各项准备工作,十分繁忙。我没有见到他们,但经常有电报联系。我的精力,放在留下来的这摊子工作上。

  解放运城

  我到晋冀鲁豫军区就职,正是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反攻的开端。

  第一年作战,我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先后歼敌正规部队七十八万人,杂牌军及保安部队三十四万人。在我严重打击下,敌士气沮丧,厌战情绪严重,开小差者即达二十万人。敌人的战略进攻,除山东外,均已被迫停止,转入防御。敌我斗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在新老解放区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晋冀鲁豫军区当时面临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配合与支援主力部队(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外线出击,挺进中原和豫西;二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十五个正规旅;三是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向南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上党地区空虚。我刚刚上任,就接到报告,说高树勋部拟利用我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带部队过黄河,投靠蒋介石。该部起义后,我军曾派了一些政工干部去工作,普遍开展下层的翻身运动,撤换反动军官,发展党的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树勋在一些上层反动军官及特务的包围下,对我离心离德,并与国民党军统洛阳站取得联系,秘密召开反动军官会议,加紧进行叛变的准备。经请示中央和刘、邓,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六月中旬,我派往高部的政工人员带领士兵首先扣押第一师的反动军官,接着包围高树勋总部及住宅,经战斗,高被解除武装。连同该部一军、二军的高级反动军官,一并送来军区司令部,听候处理。高树勋起义有功,与坚持叛变的反动分子不同,故中央采取宽大政策,只让我们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仍留军区工作。这一事件的顺利平息,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措施是正确的。

  为南进主力筹集兵员、粮食、武器弹药的任务,十分繁重。太行、太岳山区本来就穷,八年抗战消耗又大,群众生活艰苦至极。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役规模很大,供应线绵长,所需粮食、担架、大车、骡马、兵员大多靠老区负担,因而困难越来越大。是年,夏收遭灾,黄河复堤工程亦需大批经费、粮食、民工。但是,为了保证战略反攻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动员群众节衣缩食,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刘邓、陈谢大军。八月间,动员两万常备民快随陈谢兵团行动。十一月间,一次即动员七万三千新兵补充到刘邓、陈粟、陈谢、彭张等野战部队。太行、冀鲁豫、冀南先后出动的民兵、民工,不下三四十万人。

  刘邓大军、陈谢兵团相继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留下的正规部队少得可怜,只能从地方武装升级,以解兵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从八月到十二月,我们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第八纵队,辖二十三、二十四两旅六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一、独二两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八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二旅(独一旅组成后即归属刘邓大军);以太岳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各旅、团虽按“三三制”组建,但兵员、干部很不充实,装备尤差。

  为贯彻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实行土地法大纲,整顿党的组织,十月三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会议开了八十五天,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才告结束。出席会议的有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宋任穷、廖承志、杨秀峰、王从吾等同志及县团以上干部,近两千人。薄一波出席了刘少奇主持的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由他传达会议精神,主持讨论和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我致闭幕词。会议期间,大家总结了一年来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经验,研究如何贯彻“大纲”,解决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对会后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但是,会议受全国土改会议精神的影响,着重反右,忽视了防“左”。因而在土地改革中,出现了贫雇农坐江山,对地主扫地出门、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等现象,后来作了纠正。

  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即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重点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纯洁党的队伍。为了迎接胜利反攻的战斗任务,保证地方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整党运动要求很严格。例如,部队党员不准干涉地方的土改;每个党员要检查对土改的认识及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出身成份和历史要交代清楚;混进来的地富分子、坏分子一律清除;等等。通过三查三整,党员觉悟大提高,斗志旺盛,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明显加强。这对推动部队的建设,无疑有重要作用。

  山西境内的敌人,盘踞在铁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已处在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位于晋南的运城,是南扼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的战略要点。拿下该城,我军便封住了晋南的门户,既能解除陈赓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又能切断山西敌人南逃的去路,对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亦有积极作用。我们决定首先攻坚运城,并伺机打援。中央表示同意。

  运城守敌为蒋军第三十六师和十七师各一个团,汽车第六团,阎军保安第五团、第十一团及杂牌军一部,共一万余人。城墙坚固,堡垒密布,火力甚强,粮食储备又多,比较难啃。五月间,太岳部队曾攻过一次运城,占领了飞机场和西关、北关,但因城坚难摧,部队又要执行南进任务,遂主动撤离。我们这是第二次攻打运城。

  九月下旬,我们制定了攻城部署。决心以王新亭第八纵队和吕梁独三旅、太岳三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继续牵制临汾之敌,防其南下;以另一部兵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风陵渡等黄河渡口一线,阻击胡宗南部增援。因部队缺乏城市攻坚经验,我们要求战前深入动员,周到准备,反复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组织火力、诱敌出击、登城破堡等演练,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十月八日,攻击开始。经一周激战,我军扫清敌外围据点。运城守敌被我团团围困,告急求援。胡宗南派其钟松师四个旅,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增援运城。我们遂令攻城主力部队撤围,开至平陆一带打援。敌人装备好,突击力强,我军火力差,缺乏打硬仗的锻炼,顽强性不够,被胡敌一部突破防御阵地,窜往运城。我们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另寻战机。

  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新部队打仗,最怕头一炮不响。一仗下来,没取得多少战果,指战员们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肯定攻城战斗牵制了胡敌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指出打援失利的原因所在,由领导上承担主要责任。号召大家加紧训练,积极进行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准备。这样,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全力投入攻城训练中。

  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制定于十二月初。时王震率西北二纵队路过晋南,休整待命。这是一支生力军。我们和王震商量,拟请该纵队参战,他答应得很痛快。报告中央后,毛主席复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那时,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有四个旅另一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黄河西岸黄龙山区有一个步兵师另一个旅,因受陕甘宁我军的牵制,渡河援运的可能性小些。所以毛主席提醒我们,特别注意黄河以南的胡敌北渡。

  我和薄一波、滕代远因出席土地改革会议,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和西北二纵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攻城任务以八纵和二纵主力担任,其余部队置于黄河北岸和东岸的要点,准备打击来援之敌。战前,王新亭和王震同志反复研究敌情、地形,提出首先扫清外围据点、以城西与城北为主攻方向的作战方案,我们同意。

  十二月十六日夜,攻击开始。天正下雪,寒气逼人。部队冒雪破堡,横扫敌外围据点。城内城外的守敌胡宗南、阎锡山部及土顽一部,共一万三千余人。他们重新修复了上次被我摧毁的明堡暗碉,凭借优势火力,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顽强抵抗。我军缺乏火炮,靠炸药包破堡前进。经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防御阵地均被我摧毁,残敌逃入城中固守。这时,胡宗南部四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渡河增援。我军如不迅速攻克运城,全歼守敌,势必功亏一篑。二十四日,我们令部队乘胜发起猛攻,激战两天两夜,尚未攻克。这是叫劲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关头。我打电报给王新亭,下死命令,坚持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二十七日黄昏,我八纵二十三旅组织爆破队,用三千公斤的炸药爆破城墙成功,一举从城北突破,攻入城内;敌慌乱不堪,城西亦被王震纵队突破。巷战一夜,将万余守敌基本歼灭,取得了攻坚运城的重大胜利。

  我军攻占运城后,胡宗南部的前锋从太阳渡抢渡黄河,遭我太岳三分区部队的顽强阻击。激战一天,迫敌退回黄河对岸。从运城南逃的千余残敌,亦被该部围堵歼灭。

  运城攻坚歼灭战,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固守城市的信心,而且创造了我军攻坚城市的宝贵经验。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战斗意志、战术思想、战斗作风等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从而为下一个战役——攻坚临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临汾攻坚战

  我晋冀鲁豫部队、西北二纵队和根据地群众,在庆祝运城解放的欢乐气氛中,迎来了一九四八年。

  年后,我们一面准备整训部队,总结经验;一面大力筹集物资,扩充新兵,向刘邓、陈赓所部输送。一月中旬,胡宗南一部兵力突然北渡黄河,占领运城。我们重新部署兵力,加紧训练,拟围歼胡敌。不数日,该敌又弃城南窜,运城重新落入我们手中。

  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拔除这个据点,对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重要意义。我们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邓批准。刘、 邓同意。二月十八日,军委复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防敌北逃,争取不失时机地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是战前兵力部署的关键所在。我们考虑,临汾附近,无适当地点屯住大兵团,且过早逼近敌人,势必暴露我作战企图,故决定主力部队仍按原计划集中于翼城地区;而以八纵第二十四旅布于浮山以西大阳地区,太岳一个旅布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第三、第七两旅布于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如敌固守不动,各部队整训待机。如敌北窜,则汾河东西两侧的部队迅速出击,抢占要点,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主力部队从翼城出动,一天半急行军即可抵洪洞、赵城一带,围歼逃敌。

  部署既定,开始了翼城整训。我们的领导机关,人手很少,仅有参谋处长梁军,宣传部长任白戈,队列科长廖加民和十多个参谋、干事。我和他们坐一辆卡车,到了翼城。

  翼城整训,目的是为攻坚临汾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全面准备。军区的部队,除八纵扩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外,又成立了第十三纵队,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副司令员,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旅。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在翼城召开了千余人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中心内容是总结运城攻坚战的经验,动员攻打临汾。王新亭作攻坚运城的总结报告,我作了动员解放临汾的讲话。我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今后我们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攻取大城市,肃清内线敌人的据点,配合外线进攻。因此,必须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把晋冀鲁豫的部队培养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形成坚无不摧的铁拳头。解放临汾是本区春季攻势的第一个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有力配合我西北和黄河以南野战军的作战,使晋南完全解放,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更加孤立山西境内的敌人。我在讲话中还分析了解放临汾的有利条件及指挥员的责任、加强政治工作、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城市政策等问题。这些就是翼城整训的基本指导思想。

  会后,部队开展攻坚训练和新式整军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物质准备工作,亦较顺利。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郊外有个“挂甲屯”。传说李自成兵临城下,屡攻难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临汾城池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更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环城外壕又宽又深,达八至十米。在城内,城墙高十四米,厚十至三十米,能并行两辆卡车。有些地方设上、中、下三层火力点,每百米有横墙和铁丝网阻隔,形成独立防御地段。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与城上的反射火点,相互交叉,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城里与城外的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一贯重视防守战法的阎锡山,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攻不破的堡垒。

  守敌共有二万五千人,包括胡宗南第三十旅两个团及一个炮兵营,阎锡山第六十六师,另有杂牌军和土顽武装八个团,守城总指挥为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敌人为固守临汾,长期顽抗,四出抓丁、抢粮,聚积大批军用物资,并在内部大力进行反共教育,实行特务控制。

  在初步弄清地形和敌情的基础上,二月底,我们制定了攻坚临汾的作战部署。同时也考虑了下一个战役的发展方向,或南下豫西,或北上晋中,以便攻克临汾后,乘胜进击,夺取更大的胜利。

  我军的作战部署是:以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防敌北窜、相机打援的任务;以吕梁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牵制城西守敌;以八纵位于城南,十三纵位于城东,太岳部队位于城北,扫清外围,三面攻城。如果晋中方向敌人来援,则以一部兵力围城,调动主力北上打援,而后回师解决临汾之敌。我们要求各部队行动要隐蔽、神速、果敢、坚决,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力争在城外大量歼敌,以减少攻城阻力;机动指挥,讲求战术,步炮协同,军民合力,一举破城歼敌。预定三月十日,发起总攻击。

  临汾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扫清外围,三面攻城。

  三月六日,敌数架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机场降落,将胡宗南第三十旅一个营运走。我们接到情报后,判断胡敌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企图。前敌指挥部一致决定:提前执行战役计划,七日发起攻击。当夜,我翼城地区的部队,以急行军抵近临汾城郊,包围了敌人。七日凌晨,八纵二十四旅首先向南郊机场进攻。部队没有经验,不会封锁飞机跑道,让七八架运输机起飞逃掉,仅摧毁敌机两架,待命起飞的敌军亦逃往城内。我军控制了机场,使胡敌的空运计划破产。临汾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梁培璜死顽固,企图凭借强固工事和优势火力,坚守待援。为此,他给属下下了一道“八杀”的命令,即: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杀!杀!杀!梁培璜的用兵手段和反动本性,可见一斑。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个“硬核桃”,你决心不大,牙齿不坚硬,就甭想咬碎它。

  我军发扬勇敢顽强、迅猛突击的战斗精神,经一周多激战,夺取了城外敌人的大部主阵地。前线指挥所,亦移至城东十公里的东堡头村。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向城垣附近突击,敌依托集团工事和密集火力顽强扼守,使我军的攻势受阻。

  我到前沿去观察地形,了解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深感这场攻坚战,比我们原来的预想,要复杂、艰难得多。临汾城池呈横“吕”字形。西、南、北三面,只有城垣、城门,没有城关,犹如“吕”字的下部;城东设关,不仅有密集的居民建筑,且另有城墙护卫,恰似“吕”字的上部。城西紧靠汾河,不便大部队运动;城南为开阔地带,敌工事林立,壕沟交错,使我军接近城垣受极大限制;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亦较薄弱,但因地势空旷,部队不易隐蔽运动,攻城势必付出极大代价;只有东关,是我军隐蔽部队、接近城垣、实施突破的有利地带,而那里,却正是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由阎军第六十六师重兵扼守。

  权衡再三,我们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重点攻击城东与城北。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消灭守敌第六十六师主力,并策应城北部队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二、二十三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区,攻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岳部队四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区,攻击日本坟等要点,两支部队进而全力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二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实施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接着,各部队即根据新的部署,调整兵力,进行攻城准备。三月二十二日,八纵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在城北看地形时,不幸中弹牺牲。王墉是河北省乐亭县人,北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八年抗战,是位优秀指挥员。他作战勇敢,很有头脑,带兵严格,爱护下级,在部队中威信颇高。攻坚运城时,他率二十四旅冲锋陷阵,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抢占临汾机场的任务,也是他率部胜利完成的。王墉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使我和许多同志极为痛心。

  三月二十三日,我军发起全线进攻。临汾城下,枪炮声,爆破声,厮杀声,交织成一片,震人心弦。

  担负攻打东关任务的第十三纵,以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突击护卫城垣,以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突击电灯厂。经三昼夜血战,首先占领了电灯厂。该厂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为数不少的围墙、暗道、外壕、铁丝网、明碉暗堡等复杂防御工事,就象一座独立的小城堡。守敌一个团,前沿阵地被我突破后,敌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亲赴现场督战,调来援兵,组织反扑。我军占领每座房屋,攻取每座碉堡,都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要付出血的代价。经反复争夺,我三十九旅终于将守敌一团另两个营歼灭,全部占领电灯厂。战斗中,一一五团一连五班班长毛德兴等七勇士,发挥尖刀作用,连破敌三道战壕,攻陷两座碉堡,为部队向纵深发展,开辟了道路,战后受到表扬。在东南方向,我三十八旅采取坑道掘进和炮火轰击(仅有四门炮)相结合的打法,从护城垣上打开一个缺口。突击队登城后,因缺口太窄太陡,后续部队跟不上去,被敌人压了回来,第一次攻关未成。第二次攻关改为以坑道爆破为主,打开缺口后,因指挥混乱,联络太差,登城部队在缺口处拥挤成堆,不仅遭到敌人火力的严重杀伤,且被自己的炮弹打到缺口处,炸掉已经登上城垣的一个班,结果又未成功。在此同时,我城北部队经激烈战斗,攻克四号碉,在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中,杀伤敌五百余人,巩固了阵地。因日本坟、兴隆殿等要点均未攻克,拟从北关破城而入的计划亦无法实现。二十九日,我们令部队停止攻击,第一阶段的作战,遂结束。

  这段作战历时二十二天。我军虽基本扫清临汾周围的敌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共杀伤敌近三千人,自身伤亡超过三千,弹药消耗也很大。主要原因是:在战役指导上,对敌人工事特点及顽抗程度估计,企求速战速决,因而兵力使用不够集中,主攻方向变来变去;在干部指挥上,存在轻敌和急躁情绪,打莽撞仗,“羊群”战术,不善于精心组织战斗,灵活克敌制胜;在步炮协同上,缺乏经验,坑道爆破、炮火射击、步兵冲锋未能有机结合,不仅不能有效杀伤敌人,反而多次误伤自己,增大了部队的伤亡。

  战役第二阶段为夺取东关。

  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前敌指挥部于三月底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作战部署,鼓舞战斗意志,以利再战。我说:一定要拿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

  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我们将八纵主力二十三旅调到城东北,依托电灯厂攻关;将十三纵原预备队第三十七旅置于城东南,向小东门及府门之间突击。为掩护部队攻城,集中军区炮兵团和八纵、十三纵全部火炮,以及太岳部队部分火炮,统一使用。限定四月十日前,做好攻关准备。

  各部队根据新的部署,统一思想,侦察地形,挖掘坑道,进行战地练兵,发扬军事民主,广泛开展学习李海水运动。李海永同志是十三纵三十八旅一一二团七连的战士。他在第一次攻打东关时负伤,未来得及撤出外壕,与部队失去联系。当即隐蔽在战壕内,将胡廷海、王石富等十多名伤员组织起来,阻击敌人。坚持战斗一天半,打退敌九次反扑,最后掩护大家撤出外壕,返回部队。前指为表扬李海水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命名七连为“李海水连”,号召全军向李海水学习。他的英雄事迹,传遍全军,鼓舞广大指战员战胜困难,一往无前。至四月九日,我攻击部队共挖出接近护城垣的四条坑道。当夜从十里以外将一万六千多斤炸药,运进坑道口装填完毕,攻城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十日下午四时,我们命令发起攻击。我九十二门各种火炮同时开火,对敌阵地进行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各种火器同时开火,火力准备持续达两小时。接着,三条主坑道同时引爆(另一条因导火具失灵,未起爆),从护城垣炸开两处缺口。突击部队冒着浓烟登城,一举成功;后续部队跟进,向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东关遂为我占领。

  攻占东关的胜利,长了我军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的议员老爷们,乱成一团,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要他当面答应立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局。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伪“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 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着陈纳德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我军阵地,向城内投送面粉、大米、罐头以示援应。阎锡山无力派兵支援,三次打电报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梁培璜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向蒋、阎表示“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勒令属下死守城池外,已是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

  第三阶段为破城歼敌。

  我军占领东关后,迅即整顿队伍,调整兵力,准备攻坚临汾城池。敌机整天狂轰滥炸,东关的房屋大部被炸塌,给我军的运动和补给造成很大的困难。党中央对解放临汾,极为关心。朱德、刘少奇同志专门给我们发来电报,介绍聂荣臻他们攻坚石家庄的经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攻克临汾。毛主席在去晋察冀途中,亦来电称:“庆贺你们歼灭阎敌六十六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这对全军指战员,是有力的鼓舞。

  我们的攻城部署是:首先扫清战壕外沿的敌据点,从城东和城南挖掘多条坑道接近城垣,爆破登城,全歼守敌。以十三纵位于城南南门以东地区;八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区;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区。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坑道,同时并举。

  夺取城壕外沿据点的战斗,四月十五日打响。城东及城南的一号碉、老鸦嘴、火车头、二十号碉、二十一号碉等阵地,敌我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敌以杂牌部队守碉,而以精锐胡宗南第三十旅进行反扑。我每夺取一个阵地,均遭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疯狂反扑。城东的一号碉被太岳部队四十四团九连占领后,一天之内,敌以一个营的兵力进行三次反扑,该连最后只剩下五名战士,仍坚守阵地,最后在五连配合下,向敌反击,将敌营基本打垮。敌机频繁出动,向我阵地轰炸扫射,我们有个团指挥所被炸,全埋在土里了!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竟大量使用毒气和燃烧弹,城垣外围,一片硝烟火海。激战十多天,城壕外围阵地,基本为我控制。

  挖掘坑道是一场更为艰苦的地下战斗。我们挖,敌人也挖。他们企图以“坑道对坑道”的办法,破坏我坑道作业。我们缺乏机械工具,全靠人力挖掘;铁锹损耗率很大,供不应求,指战员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挖得手指头出血。坑道狭窄,空气稀薄,越往里挖,人越喘不过气来,不少同志昏倒在地道里,救醒后仍坚持作业。人手不够,领导干部、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律参加。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身患肝病,仍日以继夜指挥坑道作业。工兵排长张云贵,带领全排战士日夜奋战,成绩突出,被评为战斗英雄。五月上旬,我军共挖出破城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被敌发现破坏着外,攻城前夕,有三条主坑道完好无损,通过城壕下面,直抵城墙墙基。

  这时,中央连续来电告诉我们,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当务之急。要求我们抽出三个旅的兵力,兼程开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为此,前指决定将太岳一个旅及吕梁部队两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牵制阎军;攻城任务,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完成。

  五月十七日,我军发起总攻。在我炮火轰击和坑道爆破声中,从东城炸开两个三四十米宽的缺口。突击队首先登城,部队相继攻入,展开巷战。因守敌在城内埋有大量地雷,工事坚固,火力又强,我进攻部队伤亡不小。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精神,向敌纵深猛插猛进,逐垒夺取,终于粉碎敌人的顽抗,当夜将守敌全歼。梁培璜带少数残兵败将从西门过汾河逃走,我让汾西部队无论如何要捉住他,最后果然把他抓了回来。战后,我到城墙上走了一圈。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厚的城墙和强固的防御工事,深感战役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这次战役,历时七十二天。我军共歼敌两万四千余,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以下近两万人。至此,晋南全部解放。我军北上晋中,与敌决战的日子,就在眼前。

  临汾战役,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作战对象硬,战役时间久,是场啃“硬核桃”的典型城市攻坚战。

  临汾守敌仅二万五千余人,孤军被困,无援可增,乍一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有蒋介石、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作支柱,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作依托,有优势的火力火器,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有“与临汾共存亡”的反动决心,又有一套城市防御的战术和经验,因而有恃无恐,顽强据守,难啃得很!我军虽一倍于敌,数量占优势,但部队新,装备差,战斗骨干少,攻坚经验缺乏,要对付如此顽强的敌人,摧毁如此坚固的城堡,其困难程度,的确异乎寻常。要想速战速决,轻易取胜,显然是不可能的。

  敌人硬,我们更硬,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史上,实属少见。七十二天时间里,我军共消耗炸药十万斤,炮弹十万发,手榴弹二十万个,子弹百多万发;部队伤亡达一万三千五百人,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结果呢?阎锡山的“铜墙铁壁’被彻底摧毁,守敌被悉数歼灭,证明敌人硬不过我军,我们坚决拿下临汾的战役决心,是正确的。

  我军之所以能够打赢这场持久而残酷的攻坚战役,决不是偶然的。一是客观形势有利。那时,我人民解放军大举向外线进攻,蒋介石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原、西北、华北战场上,已无力顾及山西战局。山西处于内线作战地位,大部分地区落入我手,阎锡山兵力有限,以死保太原为主要目标,不敢派大军南出、营救临汾(只派了一个军进至洪洞、赵城以南,即停止前进)。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战机和充裕时间,彻底消灭临汾之敌。二是党中央的坚决支持。攻坚临汾的战役计划,毛主席完全同意,并一再来电,要我们坚持到底。在我军久攻未克的情况下,朱德总司令发现有的同志不同意继续打下去,当即写信给军区领导同志,表示坚信“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可能打开”。并强调指出:“如向前同志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和支持,临汾战役也就很难进行到底。三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土改的顺利进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战役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数百万斤,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临汾周围上百公里的村落里,门板全部献出,群众“夜不闭户”,情景十分感人。所以,打完临汾后我曾说过:“如要论功行赏,那第一功就该归之于后方的支援。”裴丽生同志负责这方面的组织工作,搞得出色。四是部队觉悟高,士气旺,不怕苦,不怕死。部队虽然新组建不久,缺乏打硬仗、恶仗的锻炼,但经过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觉悟明显提高,求战心切,虎虎有生气。组织战场突击队,大家争着报名参加,不叫谁去谁就不高兴,只得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遴选。战斗中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的现象,极为普遍。挖掘坑道那么艰难困苦,部队毫无怨言。为表彰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战后我们报军委批准,授予八纵黄定基第二十三旅以“临汾旅”的光荣称号,还给不少同志记功授奖。五是拿下东关、扫清外围后,趁热打铁,不失战机,迅猛攻城。战后,我问梁培璜:你们原来有何打算?他说:贵军如果晚两天攻城,我们就要突围南逃了!

  其次,外围据点的争夺,是关系战役成败的关键。

  我军过去两次攻坚运城,扫清外围的战斗均较顺利;登城战斗则困难些,第一次没打开,第二次亦费力不小。这次攻打临汾却完全不同,争夺外围据点,几乎贯串战役全过程,费时最长,打得最艰苦。

  这是因为,临汾守敌极为重视外围防御,采取的是“外强中干”的防御战法。敌人不仅在城外筑有警戒、护城、城垣外壕等三道防御阵地,依托大量碉堡群和壕沟暗道构成严密防御体系,而且将主力布于外围,与我决战。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各纵队多以战斗力稍差的部队担负攻击外围据点的任务,保留主力以待攻城。结果,伤亡多,消耗大,攻击不易奏效,有些据点攻克后又被敌反扑夺回。后来,我们改变了战法,调整了部署,除保留一部主力准备登城外,加强外围战斗的力量,尽量夺取和破坏敌外围阵地,消耗敌人的主力。这就是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特点。特别是争夺东关之战,那是关键中的关键。拿下东关,歼敌第六十六师主力,敌人就失去了坚固屏障,陷入极大混乱之中;同时,城外堡垒争夺战,将担任反扑任务的胡宗南第三十旅基本消灭,也是给敌人的致命打击。这就为登城战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证明,外围战斗,实乃开启临汾战役胜利之门的一把钥匙。

  既然城垣外围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决战场所,那末,战役过程中我军的行动,便是由连续的进攻和连续的防御交错而成。占领据点,扩展阵地,要靠进攻;巩固据点,保存阵地,要靠防御。每个据点的夺取固然不易,而巩固却更困难。敌人失去一个据点后,往往立即组织多次反扑,或施行火力逆袭。原先,我们的干部只重视进攻,不重视防御,有些据点好不容易占领,又被敌人夺回;有些据点遭敌炮火猛烈轰击,我伤亡人数较攻占据点时多几倍,吃了大亏。后改为攻击前即作好防御准备,占领据点后,立即构筑阵地,纵深配备,组织火网,控制有力突击队及预备队隐蔽于阵地侧方或后方,诱敌来攻,从而进行反突击,这才改变了局面。事实证明,攻防结合,稳扎稳打,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力争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主力,是打破敌人“外强中干”防御战法的有效手段。

  再次,地面战斗和地下战斗相配合,以“土行孙战法”破垒攻城,克敌制胜。

  读过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土行孙是个神话人物,擅长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在姜太公手下屡建战功。我们打临汾,炮火不强,城坚难摧,只好从地下想办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所以谓之“土行孙战法”。

  我们挖坑道,敌人也挖坑道,你从外往里挖,他从里往外挖,用“坑道对坑道”的战术,破坏我攻城计划。这场地下斗争,十分激烈,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力的竞赛。据战后统计,双方挖掘五十米以上的坑道即有七十条之多。我们的坑道,可分为两类:一为超越外壕坑道;一为利用外壕内沿挖掘之强行坑道。为防敌破坏,我军在挖掘坑道中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一)加强组织指挥。每个突击方向均设坑道指挥部,以旅级干部担任指挥,工兵干部任技术顾问,配属以坑道保卫部队及作业部队。(二)步炮配合,尽力控制外壕。坑道挖至外壕边沿,于壕壁开凿腰枪眼,封锁壕内,另挖地道通至壕底,筑成碉堡,由步兵组成立体火网,炮兵进行压制和扰乱射击,封锁敌人,控制外壕,掩护坑道作业继续进行。(三)随时准备进行坑道战斗。坑道内配备坚强的战斗小组,携带轻机枪、冲锋枪、炸药、手榴弹等,并设听音哨。如发现敌之“反坑道”挖近,我坑道有遭受破坏可能时,应主动爆炸,再绕道挖掘;如与敌之 “反坑道”挖通,应迅速消灭敌人,控制敌人的坑道。(四)坑道宜隐蔽、坚固。事先准确测定距离,计算掘进的路线、深度,要多挖深挖,迂回曲折,迷惑敌人,每条主坑道两侧,均须挖两条支坑道防护。坑道口务须坚固,出土及排气孔应力求隐蔽,附近勿设炮兵阵地,以免遭受敌机或炮火袭击。这些措施,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地面炮火的集中,是坑道爆破成功不可缺少的补充条件。我们的重火器共有九十二门(榴弹炮四门、野炮六门、山炮四门、十二厘米炮十二门、十五厘米炮六门,八二迫击炮六十门),数量不算多,但集中使用,却能发挥一定的威力。攻打东关和临汾主城,我们都是首先集中炮火轰击,既可压制敌人炮火,摧毁其城防工事,控制外壕,又能剥落城墙的砖层,松动土层,为坑道爆破创造条件。临汾城池打开的两处缺口均达三四十米,就是炮火轰击与坑道爆破相配合的结果。

  最后,从攻坚中学习攻坚,在实战中形成攻坚兵团,也是临汾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早已南下作战,我们的攻城部队绝大部分是从游击队升级而来的。缺乏大兵团作战的锻炼,攻坚更是一门新学问。朱德总司令鉴于解放战争进入反攻决战阶段后,攻坚任务提上日程,要求我们将这支新部队培养成攻坚兵团,并向全军提供攻坚大城市的经验。攻坚临汾这座坚固城堡,正是锻炼和提高部队的大好机会。

  部队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入攻坚战,是个很大的变化,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要有啃“硬骨头”的充分准备,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当然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怕敌人顽固据守。要沉着耐心,同敌人比意志,比耐力,比消耗,始终保持攻击箭头的锋锐顽强性,坚持到底。如果久攻不下,便丧失信心,中途撤兵,势必前功尽弃,是最划不来的。在战术技术上,各级指挥员必须掌握攻击和防御结合,步兵、炮兵、工兵结合,火力、爆炸、突击结合等一套指挥艺术;士兵除射击、投弹、劈刺三大技术外,还要掌握土工作业和爆破技术,学会利用地形地物,组织队形,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物质保障上,要着眼于持久作战,充分准备,及时供应,不能指望临战缴获,取之于敌。这些,在战役过程中都得到了证明。

  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战地练兵是重要一环。实践出真知,战场本身是最好的课堂。战地练兵也不是毫无思想阻力。有些干部或盲目轻敌,或嫌苦嫌累嫌麻烦,或习惯于“同志们,冲啊!”那种游击运动战的指挥方法,不愿抓紧战斗间隙,开展练兵活动。经反复教育,在中后期的围城过程中,练兵活动普遍而深入地展开,有很大进步。战地练兵针对性极强,作战对象、敌堡、地形条件就在眼前,碉堡怎么攻,阵地怎么守,火力怎么发挥,队形怎么组织,炸药怎么点燃……一系列战术、技术问题,就地研究,就地总结,就地演练,弄通练熟后,马上就能取得战果。这种战教合一的训练方法,对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解放临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临汾战役我军虽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换来的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我当时用“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九个字,评价这个战役。毛主席对临汾战役的经验也十分重视,战后立即向其他部队推广:“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临汾战役的宝贵经验,有重要历史价值。《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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