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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2016-03-23 09:07 来源: 未知  作者 admin

  莫斯科之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一唱雄鸡天下白”。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扬眉吐气,昂首阔步,进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伟大历史阶段。

  建国初期,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我的身体仍未康复,不得不耐着性子,继续住青岛海滨休养。总参谋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主持。那时百废待兴,军队的任务异常繁重。又要作战,又要建军,又要军管,又要剿匪,又要精简整编,又要参加生产劳动,又要支援新区土改和各项地方工作,事情千头万绪,担子千钧重。聂荣臻同志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妄图卷土重来,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五○年六月,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侵朝战争的战火,很快燃烧到鸭绿江边;美帝的军事侵略箭头,直指我国东北地区。十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派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参战,坚决反击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朝鲜半岛,遂成为中朝两国人民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武装角逐的战场。这时,我已从青岛返回北京,暂住颐和园内的一个小院里。朝鲜战局是头等重要的事,朱德、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来看望我,谈的多是这方面的内容。第二年夏天,我的身体状况有较大好转,便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率兵工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武器装备。应急的办法是向苏联购买,从长远观点着眼,则亟待发展我们自己的兵工工业。根据一九五○年二月中苏两国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经两国政府具体协商,进一步达成了由苏联转让某些技术,帮助我国发展兵工生产的协议。转让的具体项目和我方急需购置的武器装备,由中国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洽谈。

  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毛主席通知我去中南海,交代任务。我到主席住处,他正和李维汉同志谈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见到我后,首先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知道我已能工作,很高兴。他简要分析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形势,向我交代了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他还说: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我说:请毛主席放心,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完成。告别毛主席和李维汉同志后,我便去彭德怀同志住处,商谈此事,并初步拟定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名单和谈判内容。

  经政务院和军委批准,代表团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我任团长,成员为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炮兵参谋长贾涛,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我驻苏使馆商务参赞柴泽民、武官吉合。另有三名工作人员。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援助我国兵工工厂的建设及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一五二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有关技术资料转让问题。这次谈判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布。

  五月二十五日,代表团乘公务车由北京出发,经满洲里走北线,路过赤塔、奥木斯塔、新西伯利亚、克山等地,于六月四日抵莫斯科,走了九天九夜。陪同我们前往的有苏联驻中国使馆武官、军事总顾问柯道夫中将及夫人。他们夫妇待人亲切、敦厚,对我国人民怀有国际主义情谊。从闲谈中得知,他们的两个儿子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幸牺牲,只剩下两个女儿留在莫斯科。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经常陪代表团参观、看戏。有次还带上夫人和两个女儿,邀我去莫斯科郊外野游。他们的纪律很严格,谈话从不涉及内部事务,我们也不打听。与柯道夫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给我和代表团的成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兵工代表团抵莫斯科时,在车站迎接我们的是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等人。寒暄一番后,送我们去莫斯科大旅馆下榻。第二天我回访了什捷缅科。他仪表堂堂,有标准的军人风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任作战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颇受斯大林的器重和信任。我向他说明中国兵工代表团来苏谈判的主要任务和事项,希望苏方大力协助,以便早日达成协议。他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苏方亦组成一个谈判代表团,共有八人)的专家们磋商,而后再举行高一级的谈判。我表示同意。接着,双方即开始举行专家会谈。那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我们又缺乏现代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经验,故谈判的程序和项目等,基本上是人家包办。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双方总参谋长一级的谈判,有三四次。先是什捷缅科出席,后来他去休假,委托马兰金和我们打交道。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什捷缅科曾说: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一定要办好。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编制问题,强调合理编制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并结合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说明健全后勤组织及编制步兵、炮兵、坦克、骑兵师团的必要性。他认为,根据朝鲜战场和中国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师的编制不应等同一律,也不宜过大。装备现在还不可能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师的火炮以汽车牵引,团以下的火炮以骡马牵引即可。但是,坦克团必不可少,宁肯少编几个军,也要把师的坦克团编制配备起来。关于军事订货问题,因苏联的运输能力有限,今年只能解决十六个师的装备,其余四十四个师按每年运送三分之一计算,至一九五四年完成。关于转让兵器技术资料问题,第一批包括步骑枪、轻重机枪、冲锋枪等七种,第二批以后再说。关于援建兵工工厂问题,几次谈判中什捷缅科都避而不谈,持无可奉告的态度。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陆续向中央和军委建议:第一,能否参照苏方对我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以便通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第二,今年十六个师的装备订货,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多定些高射武器、战防武器,步兵武器则不定或少定。第三,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视兵工生产谈判的结果而定。原则上我们能生产者不定货;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多少定货;不能生产者可全部定货。六月下旬,党中央派高岗来莫斯科,带来了六十个师的装备定货单,由我代表团正式转交苏方。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东西甚多,国内经常来电要求增加或变更定货项目,我们就不断出面交涉,弄得人家颇为头痛。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复,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人家办事就是这种样子,你急也没办法。我发电报向毛主席反映,他复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后两个月没有多少谈判任务,苏方就安排我们去各处参观。在莫斯科参观了冬宫,参加了苏联航空节;在外地曾到过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中亚细亚海边,参观过钢铁厂、拖拉机厂、兵工厂、军事院校、部队驻地等。布尔加宁还在莫斯科接见了高岗和我。我们去的时候,金日成首相已在那里。布尔加宁谈话的大意是: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对于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援助的,应当援助的,一定会援助。言外之意是他们也有实际困难,不可能满足中朝方面的要求,希望我们谅解。不久,苏方通知我们,原定今年提供十六个师的装备订货,减为十个师。我和高岗商量,请他出面去找布尔加宁,要求仍维持原计划不变,但也没有结果。十月间,苏方正式答复我代表团: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建设一些工厂。至此,双方算是达成了谈判协议。

  我兵工代表团在苏活动期间,总的说来,苏方还是友好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我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行动,持钦佩态度,愿意提供某些援助,加速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是,他们也有顾虑。我看主要是怕和美国打仗;斯大林又怕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有些事情吞吞吐吐,缩手缩脚,办得很不痛快。

  苏联人民的确是热情而友好的人民,他们的实际困难,我们完全应当体谅。人所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牺牲了两千万人,大部重要城市和工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民族元气大受损伤。我们去的时候,离战争结束仅五年的时光,人家正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民族元气,渡过战争造成的巨大困难。我们的宣传工作,当时只注意强调苏联如何强大,对他们的困难极少涉及。如果不是我们亲身去看一看,那是很难想象的。莫斯科的房舍、街道,仍是战前的,新建筑很少。男人牺牲很多,据说男女的比例是一与八之比。旅馆里的招待人员,多为残疾人。斯大林格勒到处是断垣残壁,工厂刚开始兴建,没有几个。物资缺乏,商场里的货架子上没有多少东西,群众购买黑面包和生活日用品,要排长队。至于远东和新西伯利亚那类偏远地区,更是贫困不堪,并不比中国的情形好多少。人家当时也是勒紧裤腰带,医治战争创伤,不容易的,所以有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苏联人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国际主义感情。我们的代表团,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招待。住的旅馆是上等的,吃饭、住房、看戏不要钱。他们吃黑面包,给我们吃白面包;他们用纸条卷烟丝抽,招待我们的香烟则是七八个卢布一盒的。我们参观工厂时,送给看门的一支香烟,他就千恩万谢。有的地方听说中国客人来了,忙着包饺子,皮很厚,里面全是肉,还拌上酥油,怎么吃呀?可盛情难却,吃不惯也得吃。中苏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点十分宝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苏联是第一个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又打垮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关东军,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也容易使他们骄傲,搞大国主义。我们对苏方的情况了解不够,提出的某些项目、要求,难免有过高、过急的地方,谈判中只要加以详细说明,就不难取得一致看法。但对方有时却表现得极不耐烦,简单粗暴,令人难以容忍。有次谈判,他们看到我们购买货物的单子,竟然说:假如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要修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了!讽刺我们要的东西多。其实,我们并不是白要,而是购买,要照价付钱的。还有次,什捷缅科向我们的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问情况,王的答复不太完满,他竟然大发脾气,把王秉璋狠狠地训了一顿。我当时不好同他吵,心里真窝火。觉得我们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资格训人呀!回到住地,我就把总顾问柯道夫找来,责备他反映情况不真实,严肃批评了他两个多小时,让他回去向上级报告。他们的大国主义不是一天形成的,很难消灭。另外,那时他们怕得罪美国,招来麻烦,所以对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缩手缩脚。谈妥的定货,运回一些来,多是旧家伙,拿到朝鲜战场上,有些枪栓拉不开,简直没法用。

  十月下旬,莫斯科已是初冬景象,代表团启程回国。我们都没带大衣,火车进入满洲里后,供暖停止,我突患感冒,引起肋膜炎并发症,高烧四十度。我在长春下车,住进了空军医院。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派卫生部傅连障同志率医疗小组前来,不几天,接我回北京医院治疗。这一次病情很重,休养的时间较长。身体稍好后,主持了一段总参谋部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六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军委分工我负责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

  关于民兵工作

  从一九六三年起,军委分工我主管民兵工作,一九六四年八月正式任命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张云逸、彭绍辉、傅秋涛同志。傅秋涛兼秘书长,又是总参动员部部长,日常工作由他和动员部负责。

  “兵民是胜利之本。”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是毛主席创造的我国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建国以来,党中央和军委曾对民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工作任务、组织编制、管理训练等,作过一系列指示。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的武装力量,“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规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平时成为保卫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战时成为补充、组织野战军的人力基础和野战军作战的有力助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一九六一年七月,又决定将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张爱萍、甘泗淇、傅秋涛,委员包括甘渭汉、张令彬、张修竹、王观澜、刘皑风,谷景生,李达、胡克实、曾宪植、杨奇清、李作鹏等人。县以上各级民兵工作组均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组织,在人民公社和大型厂矿亦普遍成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研究和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有关民兵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审查同级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提出的民兵建设计划和组织各有关部门协同进行民兵工作,并研究改进民兵工作的方法;讨论年度的征兵、退伍工作和研究战时人力动员方案;提高全党全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警惕性,加强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国防部拟制的《民兵工作条例》,在全国推行。一九六二年六月,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提出了三落实(组织,政治,军事)的要求。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失误导致我国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有尖锐化的表现,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集团公然撕毁苏联援助我国的六百个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恶化两国两党的关系,向我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枭视狼顾,跃跃欲试,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屡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加强战备,实行全民皆兵,以便随时准备给入侵者以粉碎性的打击,是必要的。

  罗荣桓同志主持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工作,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使民兵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底统计,全国民兵发展到一亿六千三百二十八万人,其中基干民兵七千五百八十万人,武装基干民兵四百五十六万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军。从边防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工矿企业到大专院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充实和配备人民武装干部六万六千九百余名。据沿海七省和京津沪三市调查,民兵组织比较健全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沿海和边防地带,军民联防进一步强固,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粉碎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劳武结合的原则,共训练民兵和干部三百余万人。组织大批老兵复员,新兵入伍,保证了部队的血液更新和备战需要。总之,我国的民兵:厂作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始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迈进。

  我继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但美帝与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却有增无已。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并有将战火燃向越南北方的可能。中苏两党的分歧愈加尖锐化、公开化,赫鲁晓夫垮台后,勃列日涅夫集团变本加厉,在中苏、中蒙边境不断增兵,将原十几个师的兵力增至四十三个师,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的备战和民兵工作,当然只能大大加强,而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削弱。起首,我着重了解民兵工作的状况,以便胸中有数。听取彭绍辉、傅秋涛他们的汇报,看些文件和材料,带人去广东、浙江等地,开些座谈会,解剖几只“麻雀”。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主席提出一把手要抓军事,进一步强调民兵工作必须实行三落实。军委决定:贯彻三落实,是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

  毛主席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内容,讲得很具体。他说:组织落实,就是搞多少基干民兵,多少普通民兵,有兵有官,有强的干部。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一有情况,能召之即来。政治落实,就是对民兵要做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和坏人。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军事落实,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各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搞些训练。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甚至于帝国主义把大规模战争强加于我们,怎样对付,都要有办法。毛主席还指示,要在“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切实把三落实搞好。

  从一九六三年冬正式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期分批在农村、城市进行,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夜。为结合运动,切实贯彻“三落实”的要求,一九六四年十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厂作会议。次年五月,我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了民兵工作的发言。七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级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四清’’工作组,也做了大量工作。

  这个时期的民兵建设,首先着重于整顿、重建和巩固组织,提高民兵队伍的质量,以抓基层为主。全国约有三分之一地区的民兵,重新整顿、编制,配备领导班子。在原有武装基干民兵的组织基础上,充实复员、转业军人,加强党团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层。我对彭绍辉等同志说:“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为此,我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的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在整顿组织中,凡年龄、身体、政治条件不合要求者,一律退出武装基干队伍。对重要城市、重要厂矿、交通枢纽、主要岛屿和海边防要地的民兵组织,重点进行检查整顿,配齐领导骨干,并健全固定哨、巡逻哨、防空哨和各项战备治安勤务工作,协助部队保卫陆海边防,维护社会秩序。民兵是我国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广泛组织各行各业的男女适龄公民参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民兵组织的纯洁性,尤其是武装基干民兵,一定要政治可靠,现实表现好,决不能被坏人或反革命分子混入。当时,在云南省寻甸县,曾发生过一起事件。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部分群众的宗教迷信思想,煽动暴乱,杀死了二十多人,有些民兵也参加了。这虽是极个别的事件,但它告诉我们,民兵组织一定要注意纯洁性,不能被坏人混入,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

  劳武结合是民兵建设的重要原则,带头搞好生产是民兵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要求工矿企业的民兵,要努力生产,勇于革新,带领群众,力争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指标3农村的民兵,要积极劳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生产能手,并在种植、水利、农田建设、抢险救灾、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等方面,起模范作用。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这是它与正规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的正规军也还搞点生产,不脱产的民兵就更没有理由不好好搞生产了。我那时说,民兵不能离开生产,一切要服从生产。一个省有好几百万民兵,不好好抓生产,为国家生产财富,创造价值,那还了得1谁也养不起。青岛有个工厂的民兵组织,一年用一百多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搞民兵活动,不参加生产。类似的现象,广州、北京、湖南等地也有。把正规军那套训练方法搬来,集中好多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一搞就是几十天。这些做法,我们及时批评、纠正。傅秋涛同志在新安镇蹲点,就很注意抓生产。那里有三千户人家,过去靠种瓜收入,每年人均七元钱,穷得叮哨响,靠吃国家的救济粮生活,民兵组织有名无实,散沙一盘。他和工作组去后,把民兵组织起来,带头生产,搞了几千亩稻田,生产面貌改观,群众收入增加,人人高兴,民兵组织也巩固起来。所以,民兵的“劳武结合”,首要的、基本的是劳动生产,要从抓生产人手。经验证明,离开劳动生产这个基础,这个中心,本末倒置,民兵建设就难以巩固,难以提高,更难以持久。

  民兵的军事训练,不可缺少。从总参到各大军区、各省市,都有规划。每年训练的基干民兵,大约在一千万人左右,数目不小。怎么训练呢?就是既要适应民兵不脱离生产的特点,又要讲求实效,达到基本的训练要求。一是注意季节性。农忙时不搞,农闲时再搞,军事训练不能妨碍生产,影响生产。二是尽量分散、就地,小型化。一般是以班、排、连为单位,就地集中训练,不搞跨村、跨厂、跨校的大规模集训。三是“送上门去教”。各野战军和省军区部队,分片包干地区、单位,派人下去当教官,组织民兵训练。今天到这个村,明天到那个村;今天到这个单位,明天到那个单位,轮流来,既方便了群众,又易于完成训练课目。四是训练内容少而精。立足现有装备,以了解和掌握轻武器的性能和技术为主,学会防空、防原子、防化学、射击、投弹、爆破、侦察、搜索、擒拿等,重点地区组织些小型的反空降和攻防演习。五是不再搞大比武。军队的大比武对促进训练有积极意义,有些地区民兵组织争相仿效,一度出现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影响生产。我们及时作了纠正,明确规定民兵不再搞大比武。

  民兵武器装备的生产、配备、储存和管理,有所加强。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民兵的武器装备,仍主要来源于部队换装的淘汰品。旧家伙很多,维修任务极重。毛主席作出加强民兵轻武器生产和维修的指示后,各省都很重视,小三线的军工生产落实了指标、规划、品种、经费,取得了较大进展。武器数量逐年增加,既要合理分配,优先保证重点地区的需要,还要解决储存和保管问题。那么多武器,总不能堆在露天吧,要修建仓库,妥善保管。建仓库,国家经济困难,拿不出多少钱来。怎么办?还是要靠各省、各地区,发动民兵,自己动手,搞义务劳动。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切实可行,花钱不多又能较快见效。一批武器仓库逐步修建起来,并且建立了严格的保管制度、责任制度,以防止武器弹药的丢失、损坏和爆炸事故的发生。在这方面,总参动员部的同志们下大力去抓,总后勤部积极配合,是有成绩的。

  正确处理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的关系,也是民兵工作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的民兵领导制度,早在战争年代,就形成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军、地双轨负责制。在毛主席号召“全党抓军事”,实行民兵三落实的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抓民兵工作。省市委书记中,如广西的韦国清,湖南的张平化,广东的赵紫阳,北京的刘仁等,当时都是亲自抓,并且抓出了明显成绩。我们强调,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领导、指挥民兵,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要经常搜集材料,研究情况,提出建议,取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有的地委、县委觉得民兵工作是个负担,不太愿意管,马里马虎。军事系统的同志就要宣传,提出来,挤进去。民兵工作抓好了,推动了精神面貌、生产面貌和社会治安状况的改观,他们晓得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自然会转变态度,重视抓民兵建设。

  这个时期的民兵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加上林彪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活学活用”在全国推行,致使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受到不小的干扰。有些地方整顿民兵组织,单纯强调阶级路线、出身成份,“树立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忽视了民兵组织的群众性;对民兵的政治教育,搞的是重点整“走资派”和语录式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那一套,代替了正常的战备教育、政治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有些“四清”工作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用民兵非法关押、审讯“四不清”干部,搞逼供信;军事训练受运动的冲击,在有些地方并未落实;等等。这些问题,尚未来得及解决,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民兵建设受到的破坏,相当严重。特别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反党乱军的同时,加紧分裂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大搞“第二武装”,“全面改造民兵”,妄图把民兵与解放军对立起来,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那时,我们靠边站,大批人民武装干部遭受迫害,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有其名,无其实,处于瘫痪状态。“四人帮”乘机组织什么“民兵指挥部”,用他们的爪牙和“造反派”控制民兵组织,搞打砸抢,搞“文攻武卫”,搞法西斯专政。民兵武器仓库遭受严重破坏,枪支弹药大量散失,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简直令人发指1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血腥镇压群众,就是“四人帮”直接指挥部分民兵干的。当然,广大民兵是好的,对“四人帮”企图全面控制和“改造”民兵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终于把“四人帮”押上了历史审判台。事实告诉我们,对民兵武装,绝不容掉以轻心,认为无关大局,无足轻重,可管可不管。民兵是掌握枪杆子的群众组织,是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决不容变成反党野心家、阴谋家手中的工具。

  粉碎“四人帮”后,民兵工作逐步整顿,拨乱反正。一九七八年,军委决定正式恢复人民武装委员会,由我继续任主任,张才干、徐立清、张衍、吕剑光任副主任。同年七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杨勇同志作工作报告,聂荣臻同志代表军委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强调正确认识民兵在我国国防、生产建设和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决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全国人民由此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伟大进军。党中央对国际形势及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重新作了分析和判断。认为在本世纪内或更长一些的时间里,将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而,民兵建设如何根据新时期的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进行改革,摸出一条新路子,便成为摆在广大民兵武装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

  几年来,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根据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国防建设方针,民兵工作采取了以下的调整改革措施:第一,调整组织,减少数量。从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出发,大力压缩、精简民兵的数量和武器装备,消除“大办”的影响。全国基干民兵已减少百分之八十,每年训练的人数下降百分之八十八,基层民兵武器的分布面缩小百分之八十。第二,确保重点,提高质量。基干民兵组织和主要海边防地区、重要人防城市,仍是民兵工作的重点。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加强训练,提高民兵尤其是干部和技术民兵的战斗素质。第三,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将基干民兵作为第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作为第二类预备役;对转业复员军人,特别是技术兵种的复员军人,分类登记,统一掌握其数质量和分布情况;在全军进行了组建预备役师、团的试点,取得经验,以适应战时扩编的要求。第四,积极发挥民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勤劳致富、学雷锋做好事、维护社会治安、学习科学文化、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均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第五,提高征兵质量,改进征兵方法。为保证军队向现代化迈进,征兵条件改为一般应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过去征兵是南兵北调、北兵南调,由部队派人接兵,现改为就地征补,由地方负责输送。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初见成效。

  必须明确,民兵制度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制度,民兵建设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改革中军队和民兵的数量虽然大大精简,但这绝不意味着国防力量可以削弱,民兵和预备役制度可有可无。我们的方针是寓兵于民。一方面,保证国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经济建设,加速四个现代化;另一方面,保证战争来临时,我们有雄厚的战略后备力量,能够应付最艰难的局面。我们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人民战争。民兵在人民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正规军的补充源泉,又是正规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生产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它是一支组织起来的突击力量。任何否定或轻视民兵建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谁也没有料到,竟会冒出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持续那么久的时间,造成那么严重的危害。对此,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我在这里,只想就自己经历的几件大事,略作叙述。

  第一件事: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伊始,急风暴雨,铺天盖地,火药味浓极。《五·一六通知》,批判“彭、罗、陆、杨”,红卫兵破“四旧”,学生“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林彪当“接班人”,全国学生大串连,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 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十一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肖华同志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十一月十三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上次开会,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十三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 “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 “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象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十一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十二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十八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 “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一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名。他说:“肖华不象个战士,倒象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肖华同志。周总理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

  一月十九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他们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肖华。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帮腔,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肖”,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肖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 “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月二十三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

  全军文革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我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江青来,陪我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江青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要找她,工作人员不是说她不在,就是说她刚吃完安眠药入睡。全军文革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我是全军文革组长,被推在第一线,“作蜡”的是我们,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 “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大家除了担心、气愤之外,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又有谁听你的!

  连续发生批判肖华、揪斗杨勇的事件后,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织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要下台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予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

  回来我们即以“军委八条命令”正式下达文件。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有了“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三支两军的同志,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和稳定地方局势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二月八日开始,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造反派”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忧党忧国忧民嘛!九日的会上,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他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很反感,觉得他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说“刘志坚不是叛徒。”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我气愤地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假惺惺地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十一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战斗组织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我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会议不欢而散。

  十六日的会议是斗争高潮,我没有参加。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

  那天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正式开会前,谭震林同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就冒火啦,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因谢富治一再插话,说什么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同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积面是主要的。”

  这次会议,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 狼狈不堪。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十六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连续发生激烈争论,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把周总理搞得很被动。

  毛主席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了态,江青一伙得意忘形。接着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我们,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同时,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揪陈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总理。陈伯达在三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肖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

  第二件事:所谓反击“二月逆流”

  卸掉全军文革的包袱,本以为会轻松些,其实不然。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一浪接一浪,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关锋等,均出席会议。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对叶剑英、聂荣臻和我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着重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对部队的期望。还说:不要追究个人责任,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会议开好。七日下午突然通知,要我八日在大会上作检查。我说:那也得做点准备嘛,明天不行,推迟两天吧。这时才明白,中央文革和林彪等人,要联合起来整我。十一日下午,我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内容无非是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近三个月里,思想上怕乱,跟不上形势,工作没有做好;对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象青海、四川、内蒙、福建、河南等地发生的事件,认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去管;军内共抓了七百多人,取消战斗组织一百多个,打击了“造反派”;积极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帮助不够,有抵触情绪;等等。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在大会上讲话。肖华同志主持会议,也讲了话。陈伯达调门最高,给我扣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对抗中央文革”、“搞独立王国”等帽子。谢富治发了脾气,说你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我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么样啊!难道还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十二日至十六日是小组发言,天天出简报,罗织我的“罪状”,无限上纲上线。康生、关锋、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小组里窜来窜去,煽风点火,说我的检讨“没有触及灵魂”,“不象样子”、“极不深刻”。康生说:“徐向前算什么?他代表谁?能代表解放军啊!”还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指一月二十四日我去林彪家一事)会内会外配合,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十六、十七两天,军内“造反派”二百多人,两次抄我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将我保存多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抢去不少。抄家前我在家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幸好叶剑英同志关心我的安全,听到点风声,晚上打电话来,要我去西山,这才免遭揪斗。

  住在西山,“闭门思过”,心绪不佳。看看书报、文件,散散步,有时和叶帅、聂帅聊聊天。七月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我又变成陈再道、钟汉华的“幕后操纵者”,武汉事件的“黑后台”。其实,天晓得,我住在西山,与外界隔绝,怎么会去制造武汉事件呢?“打倒徐向前”的浪潮,又一次掀起。叶群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他们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揪到北京批斗,追查和我的关系,结果什么也没捞着。七月二十九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又抄了我的家,抢走五铁柜机密文件。我的秘书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后,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自

  “八一”建军节在即,“二月逆流”的成员和一些被揪斗的老同志,能否出席“八一”招待会,亮亮相,成了斗争焦点。周恩来同志用心良苦,坚持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老干部出席,而林彪、江青等则极力反对。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打电话给叶帅,让他转告我,准备出席招待会。剑英同志在电话里对我说:总理说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请示毛主席,待主席决定后正式通知。过了一会儿,剑英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还带了个理发员来,要我一边理发,一边等通知。刚理完发,总理来了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剑英接完电话,高兴地说:为了保证安全,总理亲自布置了你的行车路线,加强了沿线警卫。我出席招待会回来,黄杰同志说,你刚刚走,总理就来电话,问走了没有?他还说:“你和徐帅要多多保重啊!”患难见真情。周总理和剑英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我虽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工作岗位,但仍是挂名组长,名不符实。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商量,想正式提出辞职的请求,他们完全赞成。那时,“辞职”一事没有先例,我是盘算了很久才下决心的。九月十六日,经与叶剑英同志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辞职报告呈送毛主席: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报军委、中央文革:

  我在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工作期间,由于对主席著作学的不好,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而犯了保守、右倾、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作过两次检讨,内容不再重复)。 本来我已不适于作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工作,但三月底中央决定由肖华主持军委文革小组常务工作的同时,仍对我保留着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中央对我如此照顾,我内心深感自疚。在肖华的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全部陷于瘫痪。鉴于上述情况,我曾经在军委常委会上口头提出免除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现在我再一次诚恳的请求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另选贤能,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毛主席十月十二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

  林彪十月十六日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这样,我只好继续挂名。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的成员,又变成“杨余傅”的“黑后台”,再次遭到猛烈“炮轰”。杨成武是我的邻居,抓他那天,我家的电话线被切断,哨兵给换掉,弄得气氛很紧张。此后,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当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几个老帅的文件停发,不能过问军委的事情,军队大权被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一手把持。林彪后来敢于利用军队中的少数败类,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谋害毛主席,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善于奉承、投机的野心家林彪,过分信任,委以重权,结果上了大当。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继续批判“二月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九大”作准备的。会议议程是:(一)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二)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讨论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当时,大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出席会议的仅五十九人,不足应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列席会议的却达七十四人,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准备再花三年的时间,将这场运动搞到底。分组讨论时,就转向批判“二月逆流”和其他老同志。这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预先精心策划的一场斗争。朱德、陈云、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子恢等同志和我,分别编入各个小组,遭受围攻和批斗。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我被编入全会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组织指挥。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组,充当急先锋。还有个黄志勇,够卖力气的。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帐。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黄志勇在延安整风中,就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象害了场大病似的。

  全会通过了将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形成我党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少奇同志因长期受监禁、折磨,不久即含冤去世。他是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白区工作和党的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他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一九六七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 “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 “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 0 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第三件事:接受“再教育”和“疏散”到开封

  一九六九年一月底,汪东兴同志来电话通知:毛主席指示,要向前同志去工厂看一看,调查研究。还说:我们给安排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南厂,离北京不远,可在厂里住,也可在家里住,由自己定。实际上,就是下放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二七机车车辆厂坐落在北京郊区的长辛店,是历史上著名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全厂共有二十七个车间,四十四个科、室、院等单位,职工近八千人,连同家属共四万余人。二月三日,我和一名随员带上行李,到达二七机车车辆厂。军管会负责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群众组织,斗得不可开交,生产一度瘫痪。一九六八年九月,八三四一部队奉命进厂军管,搞政治建厂、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不少“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教育他们“重新作人”,恢复了生产,稳定了局面。我表示自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工厂学习的,希望军管会的同志们多加帮助。他们还给了我一些文件、简报,安排了我的住处。“九大”以后,该厂与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木材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称为“六厂二校”,树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和我一同在二七厂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主恩茂、廖志高、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我们住在一幢三层楼的招待所里,我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大家能经常见面,但不谈政治。说上几句问寒问暖的话,心照不宣,就是彼此间的极大安慰和鼓励。我被分配在加工车间劳动,百十个工人按班、排、连建制,叫“加工连”。年龄六十八岁的我,干不了重体力活,又不会开机床,只好干点敲敲打打的零杂活。工人对我很温暖,并不要求我干这干那,还经常嘱咐我注意休息。我同加工连的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在劳动和闲谈中,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伙食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厂里照顾我,允许随员给我把饭打回宿舍来吃。回民灶有位大师傅,对我特别照顾。

  我出席“九大”回来,运动进入“斗批改”的高潮。厂里和车间不断开大批判会,我们得经常参加。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政治建厂”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继续革命”冲击一切,代替一切。否定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否定科技人员的作用,把一些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 “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专家治厂”,而加以批判。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程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举着小红书不知要喊多少遍。所谓“一言一行保证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保证毛主席满意”,“一事当前想到毛主席,一事之中保卫毛主席,一事之后检查是否忠于毛主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二法门。每当“最新指示”发表,工人们要连夜赶排节目,游行庆祝,加班加点生产,向领袖表决心,献忠心。阶级斗争天天搞,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全厂共清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二百一十五人,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外围组织成员三百七十三人。在一百五十五名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中,“叛、特、资”二十四人,占15.5%;有“历史问题”的四十九人,占 31.6%。我所在的加工车间,自一九五四年投产后,先后有七人任车间主任、八人任支部书记,被打成“叛、特、资”的十一人,占三分之二以上。这种狂热制造个人迷信和严重扩大化的清队、整党,根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竟被树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大吹特吹,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一个工厂的角落,反射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灾难程度。

  我在二七厂期间,中央指定由陈毅同志牵头、叶剑英、聂荣臻和我参加,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防战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从二月份起,几乎每周在中南海开一次会,至九月结束。每次座谈的结果,由熊向辉同志整理上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经过座谈,由叶剑英执笔,整理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全面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提出若干关系我国战略方针和发展前途的建议,供中央参考。

  一九六九年十月间,林彪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了“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奉令疏散离京,这就结束了我在二七厂的“蹲点”生活。

  我是在十月十八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二十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朱德同志去广州,叶剑英同志去长沙,陈毅同志去石家庄,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彭德怀、贺龙同志在押。军队的十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更便于他加紧阴谋篡权活动。

  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那时,黄杰同志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无法离京;儿子小岩在远方部队服役;一个女儿鲁溪被送往五七干校,另一个女儿小涛想去当兵,受我牵连,不够资格,被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一九七○年八月,我去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见到了几位老帅,互相问候一番,但不便谈论什么。我被编在中南组,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能听听会,一般表个态。这次会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操纵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为其制造舆论,被毛主席识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会后,我仍回开封居住,直至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决定在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才通知我回京。随着林彪集团罪恶活动的逐步暴露,毛主席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遗臭千古。黄永胜在三座门召集我们传达文件,念着念着,念不下去了,让别人代念,作贼心虚嘛!不久,陈毅同志不幸逝世,毛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表示沉痛哀悼。后来他又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算是平了反。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把邓小平同志请回来。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中。反“二月逆流”的斗争,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

  但是,“四人帮”仍在台上,继续施展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祸国殃民。毛主席生前曾指出有个“四人帮”,并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但是,他没有断然加以解决,相反却错误地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撤了他的职。直至毛主席逝世后,依靠着党中央、军委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才割去“四人帮”这个毒瘤,把这伙无恶不作的败类押上历史审判台,结束了十年浩劫。

  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在回忆录将要结束时,我想简要追述一下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自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发生,我军进入初创时期起,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大历史时期。我军的建设,正向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目标前进。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打了二十二年的仗。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又打了将近三年。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正规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构成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是我党我军一切军事活动的基石,革命战争胜利的指南。它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宝贵财富,党的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为几十年战争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依靠着这种优势,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我们才赢得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支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敌人的胜利之师,要不要掌握先进军事技术装备和现代化作战手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呢?

  建国初期,首先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党中央、军委的认识是一致的:要前进,要发展,要坚决实行从“小米加步枪”向诸兵种合成作战方向的转变,完成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

  头三年里,国家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目标首先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所以,拿不出多少钱来装备军队。我军又担负着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抗美援朝、精简整编、参加生产等繁重任务,不可能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然而,就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们还是迈出了前进步伐。例如,确定陆、海、空三军的编制体制和定额,付诸实行;相继组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统一全面的训练规划,成立了培养合成作战指挥员的军事学院,以及培养各军兵种指挥、技术人员的一批正规院校;制定和颁布《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通过谈判,与苏联订立帮助我国发展某些军事工业的合同,购买几批军事装备,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等。总的看来,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决心是大的,势头是可喜的。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军委决定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全面总结军事工作,确定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会议从十二月七日开始,至翌年一月二十六日结束。朱德同志致开幕词,彭德怀同志代表军委作了报告和总结。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人们对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因装备落后而吃的苦头记忆犹新;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驻台湾,赖在那里不走,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拿它没办法。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使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强烈要求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步伐。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部队的实际状况,确定今后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在我军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围绕这个基点,会议还着重讨论了主要依靠我国的工业逐步改善军事装备,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把苏联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办好各类正规院校,以及组织编制、军政训练、贯彻条令条例和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问题。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全面加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规划、统一步调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九月,党的军事委员会重新建立,成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进行的同时,军队建设也有较快的发展。将全国六大军事区域改划分为十二个军区;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成立培养全军高级政工干部的政治学院;成立训练总监部,统一指导全军的训练和院校工作;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举行辽东半岛抗登陆军事演习;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并对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勋。一九五六年三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防止帝国主义突然袭击、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下半年起,由聂荣臻同志主持,建立国防科研机构,制定长远规划,开始了向尖端国防工业的伟大进军。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积极地、有步骤地前进着,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水平,也是相适应的。

  当然,这个时期我们正处在打基础的阶段。要赶上世界先进军事水平,尚需做艰苦的努力。然而,这时干扰却从“天”而降,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长期徘徊不前,蒙受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建国后不久,刘伯承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南京组建军事学院,办起了我军第一所训练高中级合成指挥员的正规院校。那时,他已年近花甲,毅然挑起培养现代化建军人才的重担,的确难能可贵。在他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根据党中央和军委规定的教学方针、原则、任务,陆续开设了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战史、情报、高级速成等十二个系,建立起一支适应教学需要的教员队伍,共培训高中级干部三千多名,对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知怎么搞的,一九五八年忽然来了个“反教条主义”。开了近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矛头指向刘伯承同志,还牵连一批人,包括肖克、李达、陈伯钧、郭天民、宋时轮,以及训练总监部的一些同志。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整得真够厉害的。这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错误的。不仅伤害了刘伯承等许多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

  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彭黄斗争”。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大跃进”提了些不同意见,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同志一起,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接着,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清算所谓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罪行”,把洪学智、万毅等同志也牵连进去,整了一家伙。后来谭政和总政的一些同志又受到牵连,挨了批斗。这样,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部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决策和措施,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加以批判。此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取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搁浅,院校教学一律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都不去研究,实际上回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

  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台伊始,也曾提出过某些有利我军建设的措施,例如发展尖端技术,精简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基层等,军委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但此人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又如军事工业,他提出 “山、散、洞”的方针,大折腾一番,把许多内地工厂迁往偏远山区,长期开不了工,造成极大损失。又如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又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讲学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形式主义。还有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 “立竿见影”之类的,令人不可理解。那个时候,我对林彪没有看透,只是有些感觉罢了。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长罗瑞卿抓军事训练,搞了次全军性的大比武,目的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训练水平提高一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都去现场参观过,大家很高兴。但是,林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来反对,大做“突出政治”的文章。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对罗瑞卿同志发起突然袭击,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满天飞,流毒之深广,危害之严重,是空前的。

  第四次是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浩劫;对军队建设来说,是一次大破坏。那个十年,“全面内战”。部队开出去三支两军,介入派性斗争,又把派性带回部队,严重破坏了军队的团结和统一。个人迷信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部队的思想。许多军事领导机关受到冲击,干部被打倒,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培养建军人才的百余所院校,被扣上“妖妖妖”(一一一所院校)的罪名,大砍而特砍。军事工厂大部停产,军队装备无法改善。尖端技术的研究,也被迫中断。部队机构臃肿,纪律焕散,事故成堆。我们看到军队弄成这种样子,着急得很,担心得很。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出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指出军队的主要问题在于“肿、散、骄、奢、惰”,并且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和措施,大家都赞成。可是,不久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的整顿亦随之夭折。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军队建设是个大倒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进行改革,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

  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经过二十来年的曲折,才又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真是来之不易啊!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接受历史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自立更生,发愤图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沿着新时期的建军道路奋勇前进,我军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六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艰难而曲折、伟大而光荣的战斗历程。在我军初创中,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在长征中,在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中,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蹈险履难,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明昭日月,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追念,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最终实现,奋斗不懈!《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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